美联航停飞 -株洲日报数字报刊

[27]参见高轩：《行政应急权对当事人行政诉权的威胁及其司法规制》，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

然而，交易是有对价的，公民让渡个人信息权的前置条件是推定刑事司法系统能够正当化利用公民个人信息，政府监控应当受到正当程序的法律规制。摘要:  信息社会的到来突显出保障个人信息权的必要性，民法、刑法、行政法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及相关研究都取得了相应进展，唯独在刑事司法执法领域，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干预始终被视为法律规制的例外，业已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短板所在。

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看，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四大类技术侦查措施内部并未根据干预隐私权或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严重程度进行分层规制，笼而统之适用相同的审批程序，有违比例原则。就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举措而言，应建立混合监督体系，积极应对第三方数据、元数据等规制难题，健全政府部门数据库共享过程中的信息保护机制，厘定个人信息使用中的隐私保护范围。（六）厘定个人信息使用中的隐私保护范围 尽管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之间的界分与相互关系存在诸多争议，[30]两项权利涵盖范围也存在交叉与重合，但从刑事诉讼法的视角观之，政府对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主要是社会管理而非商业目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的焦点完全应当归结到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上，即之所以要设定政府部门使用个人信息的边界，主要出发点是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及其承载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个人自治、家庭私生活安宁、通信自由等一系列基本权利。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情报信息与国家安全领域的法治化程度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8]法律对每个数据库收集公民信息的授权是特定目的的授权，一个部门收集的数据库如果开放给其他部门共享，其他部门利用公民信息的目的极易超越原有的特定授权目的，进而构成违法干预。

在这一过程中刑事程序法中的规制工具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规制政府监控对公民信息的收集、使用过程与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无疑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但值得关注的是，各类运营商、服务提供者的义务适用范围是全部客户，而非仅仅限于有恐怖活动嫌疑的人员，换句话说，基于反恐法，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对于数据记录的收集是针对全社会范围的大规模监控，这种缺乏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的监控措施是否符合法治的要求值得进一步研究。公民紧急义务的设立，乃因国家在紧急状态下需要摆脱更多束缚，以获得更高的社会治理效率，从而快速消除风险，恢复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是预防接种首次被纳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中，从而使我国预防接种制度的法制化不再只是在规范性文件层面的横向建构，而开始从纵向的法律层级中发展。而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则要接受隔离观察、治疗并接受流行病学的调查和追踪。图片 （一）公民的疫苗接种权利是受益权而非自由权 政府向居民免费提供免疫规划疫苗是从国家义务层面反向确证公民疫苗接种权利是一种受益权而非自由权。首先，其忽视了风险的累加性，忽略了无数个个体的自利行为所导致的风险累加将有可能从量变引发质变，使得群体免疫失效。

〔25〕参见陈云良：《健康权的规范构造》，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64-79页。该判决仍然援用了1905年雅各布森案判决所确认的强制接种并不违宪的原理。

为贯彻预防为主的指导方针，根据传染病疫情监测和人群免疫水平，有计划地实施疫苗接种，提高人群免疫力，从而达到控制和消灭某些传染病的目的。而健康权作为一项《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24其本身体现着积极和消极的二元属性。通过上述条件，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接种风险，从而切实保障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的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三） 道义功利论下的疫苗接种义务 可以说，功利主义为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确立为法定义务奠定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效用机制，但是有时单纯的功利论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在一种极端的自利原理下，功利主义的论证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自我挫败，出现损害社会公平的现象，使之最终又必须以道义主义来作为其归属。

〔26〕参见曹艳林：《论健康权的受益性与国家的给付义务》，载《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年第1期，第27-28页。其一，义务内容的临时性。为何需要将疫苗接种规定为公民之义务？在理论层面，为何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应成为居民之法定义务，可从道义主义与功利主义之中溯源其理论基础。〔10〕参见金梦：《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新发展——以芝加哥法经济学派为中心》，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55-161页。

但是更进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国家应当免费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疫苗接种服务或者说公民的受益权除了免费之外还应当在哪些层面得到保障？公民接种疫苗承担着一定的不良反应风险，因此国家提供的疫苗接种服务，应当不仅仅是免费的，还应当是尽可能安全的。并且，所谓义务之次序往往见诸两种义务存在冲突且不可调和之时，此时方可依义务之次序进行必要的舍弃，而当不存在义务冲突之时，无论常规义务抑或紧急义务，都是公民应当依法履行之义务。

公民的常规义务往往由法律明确宣告，内容上具备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如遵守交通规则、依法纳税等义务，而紧急义务伴随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干预而生，其所面临的突发情况往往只能预防却难以预判，唯有当具体情况发生之时，才能因地制宜地采取紧急干预措施，进而确立公民需要配合履行之紧急义务，因此紧急义务的内容多具临时性。虽然原卫生部在这一时期亦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预防接种法律体系，缺少制度设计上的系统性、层次性。

（一） 道义主义视角下的疫苗接种义务 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是一项护卫公共健康安全的公共卫生措施，这项法定义务首先源自道德义务或自然义务。在法制化前期，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预防接种制度，更多是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各地有针对性地推进预防接种工作。社会的秩序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需要的，公民紧急义务是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而生，其背后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根据整体利益优于个体利益原则，紧急义务的履行亦具有优先性，当其与其他公民常规义务发生冲突时，在不违背比例原则的情况下，应当优先履行公民的紧急义务。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开展的一项针对全球15个国家13500名75岁以下成年人对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意愿的调查研究表明，各国民众虽然对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意愿度均较高，但是在疫苗可获得的前提下表示会立即接种或于一个月内接种的比例呈现较大差异，其中我国被调查民众表示会立即接种的比例仅有23%，表示会于一个月内接种的比例仅有20%，在15个国家中位居倒数第三位。虽然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的预防接种，其权利属性源于健康权。而在消极属性上，公民的健康权则表现为个体具有选择某些健康服务的自主权，其对应着国家及其他权利相对人的尊重和容忍、不干涉之义务，这种消极属性更多体现在个体参与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如在个体罹患非传染性疾病时，自主选择是否就医，何处就医，接受何种医疗服务等。

〔7〕习近平：《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载《人民日报》2020年01月28日，第1版。本文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紧急义务是国家为应对法定的危险事由（灾害、瘟疫、战争等）而对公民施加的必须实施或不得实施特定行为之要求，其与国家的紧急干预权相对应。25在积极属性上，公民的健康权表现为公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健康相关服务给付的受益权，26其对应着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健康相关服务的基本义务。

3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开展，新冠肺炎疫苗究竟应当作为免疫规划疫苗成为公民之义务还是作为非免疫规划疫苗交由公民道德自觉接种，应当交由法律来统一安排。体现在传染病防治情境之下，个人既有免于受他人感染之权利，亦有避免陷他人于传染病危险之道德义务。

一方面，疫苗接种于个人而言，能使机体获得相应疾病的抵抗力，从而减小了其患病之概率，有利于个体自身健康。而在公共健康权之上，强调国家主导，公民协同，国家是护卫公共健康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强调通过实施公共卫生监督、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等方式保障公共卫生安全，营造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活环境。群体免疫理论也表明，当足够数量的个体通过预防接种而形成免疫屏障时，就会存在少数人无须接种而能够享受群体免疫所带来的保护，就是所谓的搭便车（free-rider）现象，14即不承担成本和风险而免费享用公共产品的利益。同时，除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是全体公民（居民）的共同义务外，其他三类免疫规划疫苗均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和对象性倾向，因此，免疫规划疫苗的判断也必然存在地域性和对象性，对于免疫规划疫苗的判断不能局限于其是否归属已明确列举的14种常规接种疫苗以及3种应急接种疫苗范围之内，还需要依据现实情况以及政府所做的补充接种、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等行政决定中进一步研判。

借鉴美国强制接种制度，根据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有权克减个人自由的基本原理，为了整个社会免受新冠病毒持续侵害，早日恢复正常工作生活秩序，我们可以有条件设立强制接种制度，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法》第21条的实施。（二）公民的疫苗接种义务必须以受益权为前提 政府向居民免费提供免疫规划疫苗不仅揭示公民疫苗接种的权利属性是受益权而非自由权，更表明这种受益权的享有或者说国家履行保障这种受益权的义务是公民负担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义务的必要前提。

同时，国家亦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向民众免费供给，也满足了《基本医疗卫生法》第21条政府向居民免费提供免疫规划疫苗的前置性要求，以上可见，新冠肺炎疫苗在事实层面已然符合成为免疫规划疫苗的实质要求。22当权利与义务复合于同一规范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逻辑上之冲突，即权利的可为和义务的必为在行为模式上产生了矛盾，也因此，权利义务复合型规范自其诞生之初便不免承受了较多诟病，甚至有的学者主张取消此类复合性规范或将其表述为公民不可放弃之权利。

道义主义所主张之道义，是以义务和责任为核心的道德理性，是一种先验的自然理性。所以，虽然功利主义在行为方式上为国家进行制度安排、有效配置权利义务提供了良好的法经济学理论支撑，但最终仍应以道义主义为底线和归属，尤其在紧急情况下，道义动力远大于经济考虑。

由此得出，免疫规划疫苗是一个包含常规接种疫苗与紧急接种疫苗的合集，既包括明确列举式的规定，亦包括概括式的规定，其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法律概念，而是留存了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而适时调整的空间。国家应确保疫苗质量的安全、有效，确保足够疫苗数量的供应，确保接种人员接种技术水平的合格、规范，确保有适宜的场地和足够的配套医疗物资，确保有成熟的应对不良反应的机制和应对异常损害的国家补偿机制等等。2 在部分民众出现疫苗犹豫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和单位采取强制接种办法，强制接种引起了争论，国家主管部门并不赞成这一做法。其次，群体免疫虽然能为少数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并不具备绝对性，虽然从人传人的角度而言，接种者减少了其传染给少数未接种者之机会，但是未接种者依旧有可能从其他渠道感染，而这个感染的未接种者依旧有可能传染给另一个未接种者。

联邦各州有权力实施公共卫生措施保护所有成员免遭疾病侵害。11功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结果论，它认为如果一项措施对个人而言符合自利原理，对社会而言又符合最大幸福原理，那么这项措施无疑是正当的。

各地新冠疫情防控机构可以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者的工作、生活、出行设定更多便利，引导更多居民主动接种。尽管我国目前的接种率大幅提高，人们的接种意愿越来越强，但是仍然有不少居民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抵制。

20由于紧急状态下，国家社会秩序属于非正常状态，国家权力的运行必然以恢复社会常态秩序为首要价值，国家紧急权力的运行不可避免会对公民权利义务产生重大调整。美国马萨诸塞州1855年就通过了强制接种法，后来其他州也跟着仿效，对拒绝接种者处以罚款或拘役，有的甚至直接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强制接种。